【摘要】随着广昌、筠门、建宁等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党中央不得不作出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决定。1934年8月，作为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探路的红六军团率先西征，不仅吸引与牵制湘、桂、黔、川军等数省兵力于周围，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而且还将沿途所获悉的敌情、民情、地形等向中革军委作了报告，为尔后中央红军的长征的决策及行动提供了情报。特别是在西征途中所做的大量政治宣传工作，积极传播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不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央红军的转移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六军团的西征，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实现了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队伍，有效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加强了民族团结，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同时也积累了长途行军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奇功，也书写了传播真理的光辉篇章。

　　【关键词】红六军团；长征先遣；苏维埃革命影响。

　　一、红六军团西征的目的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本来有希望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越来越不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随着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广昌、筠门、建宁等地，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党中央不得不作出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决定。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同时担任调动“围剿”中央苏区敌人的任务。作为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探路的红六军团率先西征，不仅成功吸引与牵制了湘、桂、黔、川军等数省兵力于周围，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而且还将沿途所获悉的敌情、民情、地形等向中革军委作了报告，为尔后中央红军的长征的决策及行动提供了情报。特别是在西征途中所做的大量政治宣传工作，积极传播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不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央红军的转移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六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同时也积累了长途行军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奇功，也书写了传真理的光辉篇章。

　　二、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影响的做法

　　红六军团西征期间，他们高昂的革命热情，严明的政治纪律，崇高的革命品德，和蔼的行为举止，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宣传革命真理，启发群众觉悟，执行民族政策，关心人民疾苦，打击土豪劣绅，播撒革命火种，在唤醒沿途各族人民觉悟的同时，也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拥护和支持。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和惧怕心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和歪曲宣传，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导致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很深，只要一听说红军来了就纷纷上山躲藏了。萧克将军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回忆：“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候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大通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1]红六军团住在大广时，一妇女路过红军住地门口，心中十分害怕，不敢走过。红军战士见此情形，立即走到她面前，非常和气地对她说：“伯妈，不用怕，我们是打富济贫的。我们现在住的这幢地主的房子，以后还要分给你们呢。”这个妇女听了这些亲切的话语，心里热乎乎的，视红军为亲人。她看到红军战士炒菜没有油，随即回家拿了半碗猪油送给他们。不少群众听了红军的宣传，又见红军言行一致，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不派款，爱护群众财产，尊重妇女，都说红军是真正的仁义之师，由惧怕红军转而亲近红军。

　　二是选派代表与村民协商、谈判，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红六军团在西征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路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对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宣传，加强民族团结，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反动政权的欺压，民族隔阂很深。红六军团到达这一地区后，“军团领导三令五申，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贴布告、写标语、举行集会，深入广泛地向兄弟民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2]同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苗、侗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使各族人民，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阶级压迫的不合理，找到了受压迫、被剥削的原因，看到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支持红军参加革命的道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推翻旧政权，才能脱离苦海，摆脱贫困。

　　通过宣传，广大少数民族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转而帮助红军。如红军行进到施秉六合廖洞寨时，天未亮，视线不清，护寨民团以为是其他寨子前来攻寨，便向红军开枪。红军不予还击。天亮后，红军派出代表进寨商谈，征得同意后才从寨上通过。在剑河县南家堡，少数民族积极为红军指引渡口，寻找船只，捆扎木排，许多群众还拿出自家的门板为红军架设浮桥，使红六军团顺利渡过了清水江。萧克后来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回忆道：“我们继续向西，通过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3]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由于红军尊重苗民，爱护苗民，深得苗民的拥护和爱戴。苗民们为了纪念红军，寄托相思，将那天出生的孩子取名“拥共”、“盼共”、“敬共”。他们用各种方法帮助红军，红军也关心他们的疾苦，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三是四处张贴布告，书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标语，传播革命真理，启发群众觉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及对红军的种种造谣诬蔑，使各族人民曾对红军产生错误的认识和惧怕的心理。为了让群众了解红军，消除他们对红军的疑惧，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六军团所到之处，都用土红、石灰、墨汁写下大量标语，告诉群众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军队。号召群众团结起来，走红军的道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势力”，“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革命任务和前途，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纪律，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这些标语浅显易懂，针对时弊，说出了劳苦人民心中的迫切要求，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较明确认识。如红六军团到达寨前以后，立即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一面派出部分人员在驻地附近书写张贴“抗日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斗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等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打土豪，杀猪出谷，将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目前存在的标语仍然有许多。如黎平县的标语：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是保护工农群众的！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保卫苏维埃，天天打胜仗。打倒土豪劣绅，农民翻身！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锦屏县：红军是抗日的武装！打倒剥削屠杀贵民的军阀王家烈犹国材！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除写标语外，红六军团还沿途张贴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红军宗旨的传单、布告。同时，红六军团还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口头宣传。他们说话和气，待人热情，很快就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害怕心理，主动帮助红军办事。如大麻江街的平山口贫苦农民李安荣主动给红军带路，分别时，红军亲切地送给了他3个银元当做酬劳，并赠送给他一块毛巾作纪念。
　
　　红军官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不惊民、不扰民、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的东西，与国民党官兵的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群众看到红军遵纪爱民、言行一致，充分认识到红军就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打心里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纷纷以实际行动竭尽所能地帮助和支持红军。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挑担、架桥、撑船、碾米，献粮、献物，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公审和处决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分发地主财物救济百姓，伸张公平正义。红六军团一路打富济贫，为民除害，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如红六军团下了响鼓岭，在大麻江街的平山口，处决了从桂阳抓获的3个大土豪，并写下“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使群众很受感动。在小广地区镇压了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大恶霸地主文肇贵。红六军团过境铜仁江口县时，在甘溪沟枪决了镇江的莫保长，狠狠打击了地方恶势力。一路之上，红军“捉肥羊，打富户”，救济贫苦百姓，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使群众从红军的革命实践中看到，红军真正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后来在中央红军长征时，凡红六军团经过的或受红六军团西征影响的地方，人民群众都自觉组织起来，欢迎中央红军，支援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

　　五是扶贫济困、怜恤老弱，保护各族群众利益，让贫苦群众感受到党和红军的温暖。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革命队伍，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期间，红军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用后归还，若有损坏一般高于原价赔偿。物主不在吃了粮食、蔬菜，烧了柴草，均留钱偿付，并留条表示欠意。保护工商，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派款、不惊民、不扰民，夜入城镇、村寨，宁可露宿街头、场坝，也不惊动群众，对给红军带路、挑担的群众，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并给予优厚报酬。红军战士一路上凡是见到贫苦百姓，总是嘘寒问暖，见到谁家有困难，更是主动上门帮助。让贫苦群众感受到党和红军的温暖。如红军来到湖南永州市麻江乡身落垌宿营。他们对百姓如家人，秋毫不犯，亲爱有加，还把自己的粮食给百姓吃，烧了柴，住了房都一一照价付钱，走时还把房子打扫干净，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军队，都热泪盈眶，依依不舍相送。都赞不绝口：“红军跟国民党的军队完全是两个样，确实是保护我们的人，看来我们的穷苦日子不会太长了!”

　　六是积极帮助组建地方武装。红六军团沿途经过的地方，积极帮助地方组建自己的武装，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如红六军团过境江口县驻扎在磨湾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一名指导员把部分贫苦青年召集起来，做他们的工作，协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当时参加的有向老清、陈绍斌、陈绍武等十几个人，编成一个班，指定向老清为班长，还把灰色的军装发给大家。游击队成立后，在帮助红军安排食宿、提供情报、参与红军军事行动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三、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影响的意义

　　红六军团在西征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沿途非苏区各族人民的觉醒，使得沿途的各地都受到了苏维埃革命的影响，在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除国民党反动宣传的不良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长期以来，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势力为了消灭红军，千方百计地对红军大肆进行妖魔化宣传，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奸，见男人就杀”，导致老百姓人心惶惶，极为不安。沿途老百姓只要看到红军来时，他们就纷纷逃到山里躲藏。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和谎言，红军每到一地，都要深入村寨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红军所到之处，都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时时关心群众疾苦，扶贫济困，怜恤病残老弱，对百姓秋毫无犯，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土豪劣绅对红军的造谣诬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如红军战士刘兴开因拉肚子而掉队，农民袁文仲将他接到家里。坏人恐吓他，他置之不顾。刘兴开在袁文仲家一住八年，袁文仲待他亲如家人。

　　2、唤醒了群众的觉悟，获得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宣传，使灾难深重的各族人民从革命实践中，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唯一的救星；只有红军的道理，才是他们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红军走后，各族人民坚持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的早日到来。红军官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不惊民、不扰民、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的东西，与国民党官兵的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群众看到红军遵纪爱民、言行一致，充分认识到红军就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打心里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纷纷以实际行动竭尽所能地帮助和支持红军。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挑担、架桥、撑船、碾米，献粮、献物，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剑河县的地主蒋三捉住一个掉队的红军战士，关在旧屋里。农民邰昌烈、姚宝林知道后，冒着杀头危险，巧用办法，将红军战士放走。

　　3、加强了民族团结，充实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缔结了军民鱼水深情。红军长征以前，党的民族政策还没有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践的机会，对各少数民族的现状特点尚缺乏过细的了解。西征途中，党和红军第一次广泛频繁的和各族人民接触，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得到一次极好的实践。红六军团西征沿途，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接触，熟悉、掌握了少数民族的现状和特点，从而为尔后中央红军长征在民族地区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提供了决策和参考。

　　由于红六军团在西征沿途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经过红六军团西征过的地方时，各兄弟民族纷纷组织武装，迎接红军，参加红军，投入苏维埃革命斗争。

　　大量的事实说明，红六军团西征期间执行的民族政策最广泛地争取了各族人民，各族人民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红军的长征，这两方面都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如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使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非常顺利地经过了少数民族区域。萧克在《回忆红六军团的长征先遣行动》（节录）中说道：“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的笑话”。但通过红六军团的宣传和实际行动，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顾虑到支持和拥护，使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了黔东南、黔南而到达遵义。红六军团在西征过程中所做的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工作，功不可没。”

　　4、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力。红六军团西征跨越4省60余县，一路上，红军广泛传播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的星星之火。在红军的宣传发动下，沿途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新老军阀压迫剥削的各族人民，开始认识到阶级压迫的不合理，找到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看到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红军的革命道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推翻旧政权，才能脱离苦海，摆脱贫困。由于红军正确的主张，红六军团在西征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帮助。在甘溪遇险时，幸好有一位老猎人的带领，红六军团的主力才能走出敌人的包围，与红三军胜利会师。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渡湘江失利后转战贵州初期，足迹踏遍了黎平、锦屏、剑河、榕江、台江、镇远、施秉、瓮安等县的广大少数民族聚集区。在苗乡侗寨、清江河畔，至今流传着许多感人肺腑的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事迹。如锦屏县婆洞的侗族青年杨和均，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而悲壮殉身便是一个典型事例。通过宣传，使各族人民深受影响,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条件；为后来红六军团西征沿途经过的各地各族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反抗国民党反动力量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各族人民迎来翻身解放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8月中旬，由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再次南征进入桂东县八面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部队人疲马乏，粮食吃光面临巨大危险的危急时刻，住在大山深处的老乡们得知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提供食品，帮助引路，使南下支队顺利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正因为有红六军团西征时所奠定的地方基础，才有后来各族儿女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战争，并在解放战争时期主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及其人民解放事业。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政府征集和自动出征奔向抗日前线的青壮年达42335人，有不少战死沙场，其中经核实有名有姓的阵亡将士就达347人；桂东县八年抗战期间向抗日前线输送兵员7391人，其中经查实有127名官兵为国捐躯，全县征用民工70325人次帮助军队挑运军需物质等。在红六军团西征沿途县份境内声援抗战的集会、游行一浪高过一浪，民众的抗日热忱十分高昂。这与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5、调动了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孕育了红军三大主力之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派出红六军团西征，目的是调动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围剿”，缓解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压力，红六军团担负着牵制敌兵和“为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先遣探路，摸清敌情，并创建一块中转的落脚之地，以便尔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能够顺利与红三军会合”[4]的艰巨任务。红六军团的西征，成功调动了湘、桂、黔、川军等数省兵力于周围，大大缓解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5]；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前进道路。同时，实现了与红二军团在黔东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军三大主力之红二方面军的诞生。（石啸）

　　注释：

　　[1]、[3]引自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要文献》[M]内部资料.2013.9版第338页萧克《回忆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2]引自顾隆刚：红六军团在贵州[J].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01期第42页

　　[4]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二）红二方面军征战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多彩贵州网专题报道：八年抗战民族记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2、湖南新闻网华声在线华声观察绝密历史：《揭秘红六军团经过阳明山始末》。

　　3、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红军在黔东南》，1985年内部出版。

　　4、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党史办公室：《黔东革命根据地》，1988年内部出版。

　　5、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黔东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7、顾隆刚：红六军团在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01期。

　　8、冯宝魁，陈琼，谢鹏弟：《论红六军团西征》

　　9、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血脉史诗》黔东苏区群众路线的宝贵实践，2014年6月。

　　10、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