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有关红军长征的研究中，许多专家的著作和论文，都对红一、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涉及红二、六军团长征方面的专著和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开展革命斗争的论述、研究更少。

       笔者认为，对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的这段光辉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加强红军长征历史的宣传，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的史实为主线，以红二、六军团长征在贵州开展的革命斗争对整个长征胜利产生的重大影响为主体，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红二、六军团长征重入贵州的战略抉择开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纵观当时的国民党“围剿”与红二、六军团反“围剿”的战略博弈大背景，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是历史的选择。作为国民党在南方的反动统治中最薄弱的区域，在当时的总体战争态势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下，贵州顺应历史时势成为红军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夺取生存空间的最佳福地。红二、六军团审时度势，做出向贵州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性抉择，才使得红军长征在贵州这块福地绝处逢生，转危为安，开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迎来了新的转机，并开始由挫折走向胜利。

       （一）战略抉择的背景。1934年10月10日，博古中央命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将中央苏区迁到湘西。为此，他们于10月2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电令红六军团立即与红二军团联系，在黔东松桃和湘西乾域(今吉首)、凤凰地区建立新苏区。熟悉当地情况的贺龙、任弼时，深知中央指定的区域并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两军团一起行动，向湘西北广大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利用红二军团早先在这里建立的群众基础，争取恢复苏区、增强兵力、营造军事、政治声威，进而影响相对靠近的长沙，将湖南国民党军主力吸引在湘西北地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他们坚信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不顾博古中央的一再反对，两军团坚持一起行动，于同年11月和12月间，接连袭占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地，并进攻湘西北重地辰州，围攻常德，给湖南国民党军以震慑，也使所部实力突破了万人，初步恢复了湘西苏区，从而造成了在长江中流两岸，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三军鼎立的新的战略态势。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鼎立于长江中流的三军，作了战略上的通盘考虑，力图扭转大局。赋予红二、六军团的任务，是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竭力拖住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蒋介石的战略重点虽仍然放在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求得将中央红军聚歼于贵州。但由于四川有红四方面军，湖南有红二、六军团，他既担心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担心中央红军东渡乌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出现，都将是更大的麻烦。但长江是天堑，相对而言，蒋介石更担心的是中央红军东返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他解除了何键湘军主要用于“追剿”中央红军的任务，而是让何键湘军大部在鄂军配合下“围剿”红二、六军团，一部用于对乌江东岸的守备，防止中央红军东渡进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使得红二、六军团面对的“围剿”军兵力达到了12万人，相当于自己兵力的十倍。

       在这样严重的敌情压力下，如果从本部的稳妥着想，红二、六军团完全可以乘敌“围剿”军派系不同并且尚未完全到位之机，突进湖北外线，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如若那样，何键湘军失去目标，必然被蒋介石调回参加对在贵州的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那样，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也就加重了。在从全局还是从局部着想的历史性战略抉择面前，红二、六军团选择了服从全局，坚决承担中央赋予的任务，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对于这段斗争，正如任弼时在总结中所指出：“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二）战略抉择的形成。当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北上，红四方面军也撤出川陕苏区战略转移后，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已不复存在，红二、六军团成了孤悬于江南的唯一的主力红军。1935年9月，蒋介石国民党集中130个团，对红二、六军团发动“围剿”。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兵力，红二、六军团陷入了万分危急的绝境。面对绝境，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10月上旬，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因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湘鄂川黔苏区东部地形不利，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敌情下继续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人新“围剿”是困难的；建议主力转移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接着，10月19日又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此电还说明两电是一些建议，如何行动为宜，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

       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指示后，红二、六军团于10月17日和10月22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2月1日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在胜利完成战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之后，结合实际情况，审时度势，作出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性抉择。

       （三）战略抉择的功绩。刘家坪会议正确地决定了向贵州进行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从战略博弈的维度来看，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寻求机会和条件，建立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红二、六军团作出的向贵州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性抉择正是基于此基础之上促成的。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看，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是历史的选择。作为国民党在南方的反动统治中最薄弱的区域，贵州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夺取生存发展空间的最佳目的地。事实证明，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抉择。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从玉屏重入贵州后，一路从黔东转战黔西北，横扫贵州，狂飙突进，开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并由挫折开始走向胜利。正因为如此，红二、六军团才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并最终能够与红一、四方面军实现胜利会师，促成了整个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历史证明，这一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的。

       二、红二、六军团长征重入贵州沉重打击了敌人，播下了革命火种，传播了革命思想

       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红军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积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并依托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休整和壮大自己的队伍。沿途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敌人，播下了革命火种，传播了革命思想，对贵州各族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沉重打击了敌人。红二、六军团作出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性抉择以后，随即从玉屏进入贵州，经铜仁进驻江口，创建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实施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横扫贵州，最终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计划。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转战重入贵州的3个月时间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一路攻城夺地，鏖战强敌，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进行了1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粉碎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使敌人企图“聚歼”红二、六军团的阴谋彻底破产，有效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二）播下了革命火种。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发挥播种机的作用，在云贵高原上播下了革命火种。如再次进入黔东石阡后，红军活跃地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军民缝制军装、干粮袋、保护民族工商业……组织了抗日救国义勇军、抗日大同盟。广泛传播党和苏维埃政策，特别是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如：“开展抗日反蒋的抗日运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建立了12支游击大队和汤山镇邱家坡、中坝河西2支游击队，共1000余名队员。扩红800多人。红十六、十七师在长征经过铜仁时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活动，写下了许多标语和条幅。如“打富救贫”、“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坛坛装米是自家人，扁桶装米是敌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标语。红六军团在江口休整期间，开展了宣传、扩军等革命活动。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当红军光荣，还教唱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打得土豪平半分。”在红军的宣传下，江口县共200余人参加了红军。当地群众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抬伤病员，缝制衣服等。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省溪县境，前有敌蒋再珍师驻防省溪之李昌荣团阻击，后有敌李觉纵队尾追，左翼遭敌陶广纵队和樊蒿甫纵队侧击，红军便衣侦察队由麻阳进入省溪县的漾头、瓦屋、敖寨、金兴场与黔东省溪纵队会和后，立即做出有攻打省溪县城和铜仁的态势，使敌蒋再珍师主力不敢离开铜仁，其李团主力也不敢离开省溪县城，被派往田坪堵截红军之第一营、第三营被红军消灭300多人。在红军进入黔西后，黔东省溪纵队仍频频开展革命斗争，他们为给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出气，一次杀死冷风洞矿警10余人，没收了矿主的朱砂、水银千余斤、枪支10余支。后又到麻阳乌油厂杀死该厂卫兵，没收了厂主剥削工人的数万元银元。他们的活动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立即电令陶广纵队派出一部驻防铜仁、松桃、秀山一线。省溪纵队起到了牵制敌人、策应红军顺利长征的作用。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活动期间，贵州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投身武装革命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红二、六军团转移后，这些群众革命武装继续就地坚持斗争，不同程度地给贵州封建统治以打击，并为以后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迎接贵州解放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传播了革命思想。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发挥宣传队的作用，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心系群众，惩处土豪劣绅，积极为群众谋利益，红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还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在少数民族中，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时，严明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不在民族聚居区的村寨打土豪等。这些做法，使红军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拥戴，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参加了红军，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红军政策和纪律的感召下，贵州各族人民踊跃支援红军，出现父子、兄弟、夫妻争相参加红军的感人场面。同时，红军还积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诸如散发传单、写标语、教唱革命歌谣、编演革命戏剧和宣讲革命故事等传播革命思想，群众深受影响。红军转移后，群众自发地新编了许多民间故事、歌谣，用以寄托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对反动派军队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这些革命故事和歌谣在贵州各族人民中秘密流传，影响深广。

       三、红二、六军团长征重入贵州孕育了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孕育于整个长征过程，作为整个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进行的革命斗争活动，孕育了长征精神，已成为孕育长征精神的重要母体之一，对长征精神的丰富和诠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红军长征，不仅以其史诗般的壮举、丰碑式的伟业，震惊了世人，更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永恒的长征精神。

       （一）无比忠诚、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时间共3个月。这期间，红军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使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革命主张深入人心，极大地提高了红军将士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同时，积极加强党的领导，在长征的最紧张、复杂、艰苦与变化不定的战斗行动中，经常注意利用各种时机，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进行短暂的会议汇报，使党员了解到在某一环境中的政治情况，从而在群众中起骨干作用。还根据当时的敌情、任务、居民等具体环境，动员党员及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失时机地进行深入的、有效的政治解释与动员，积极发挥英勇坚定的模范作用等，从而保障作战、行军计划之完成。及时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红二、六军团适应当时极为残酷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不良倾向。注意根据各个时期斗争的不同情况，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指明斗争的前途。同时，在战斗异常频繁、行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在部队中不间断地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因而，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和高度的战斗性，显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真正的优势。如：1936年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总政治部在石阡县召开了一次较大的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对部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纠正了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保证了部队较高的战斗意志。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的艰苦斗争实践，极大地磨练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品质，使他们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升华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正是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把红军锻铸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旅。

       （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所到之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粮食、医药、被服等严重匮乏，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红军将士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正是在贵州这种艰苦卓绝的征途中，激发并升华了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锤炼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所向无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在云贵高原，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红军经常缺水断粮，生活异常困苦。在艰苦的行军和频繁的作战中，党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坚持以身作则，不怕牺牲、迎难而上，战斗在前，吃苦在先，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使红军战士自始至终保持着充沛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最终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由被动变为主动，胜利完成了艰难而复杂的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如：邓萍、夏曦等一批红军将领，还有数千名红军战士忠骨埋在了黔山秀水，他们的英魂与长征精神永驻。

       （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团结精神。在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红二、六军团自觉维护大局、坚决执行命令，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来保证全局的胜利，全体将士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两军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在军事上协调统一，两个军团的领导都能顾大局，识大体，坚持把自己所指挥的队伍看成是党所领导的整个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分什么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使红二、六军团有机地联成一体，保证了党和军队的坚强团结。空前的团结，使得红军各部之间分则能密切协同、合则能一致行动，显示出革命军队的高度统一；使得红军官兵之间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革命责任感，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凝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使得红军官兵锤炼了铁的纪律观念，做到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情况多么危急，都严格遵守党和红军的各项纪律。如红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地区。这时，敌人的追兵部队已由进攻黔、大、毕地区时的90多个团，减少到只有樊、郝、郭、李等纵队及滇军孙渡纵队共50多个团。所有追敌都被我军长期的运动战拖得减员很大，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而红二、六军团仍然兵源充实（不减于湘鄂川黔边出发时的人数），士气旺盛；而南北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均利于红军运动。于是，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军团领导决定在这一代开展创立根据地的行动，并将此意图电告红军总部。这是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这时，却接到了3月23日和30日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署名先后发来的两次电报，要求红二、六军团最好西行，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30日当晚，红二、六军团负责人在盘县“九间楼”召开会议，即盘县会议。尽管当时的情况有利于红二、六军团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但为了全局战略要求，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在长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立即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毅然渡过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四）心系群众、革命为民的崇高理想。在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使沿途各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从而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如红二、六军团进入石阡县城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贫苦家庭，秋毫无犯，用一颗针或一捆草，就物论价，买卖公平。对土豪劣绅、官僚恶霸，一般没收其财产，大部分分给群众，罪恶重民愤大的即予严厉惩处。贺龙与军团直机关人员在石阡温泉洗浴时，赠送棉衣给一位群众御寒，被转为美谈。由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红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贵州各地大多人烟稀少、物质匮乏，但各族群众在党和红军的感召下，仍然竭尽所能支援红军，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谱写了我们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篇章。

       四、结语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转战重入贵州期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活动。党和红军以实际行动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向才是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方向，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因而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并最终迎来了解放。

       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开展的革命斗争活动，遍及全省多个县市，沉重打击了敌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在贵州各族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为推动长征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书写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伟大篇章。作为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重入贵州，不仅迎来了革命的转机，而且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长征精神，对长征精神的丰富和诠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石啸）

       参考文献：

       1、中国网：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陈伙成研究员《举足轻重红二方面军不负全局》,2006年10月16日。

       2、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二）红二方面军征战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覃爱华：贵州: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当代贵州》2013年第2期。

       5、杨兴宇：盘县转兵挥师北上，《当代贵州》2013年第12期。

       6、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黔东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7、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史第一卷（1921-1949）》，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中共万山特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万山特区历史第一卷（1949-1979）》，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中共铜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红军在黔东》，1986年内部出版。

       10、贵州省革命文物、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