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站在酉水河边一家餐馆门口，我想起沈从文《边城》开篇这段话。餐馆老板是湖南人，餐馆用的地属于贵州，而走出这条巷子就到了重庆的地界。老板很会为餐馆增加噱头，河边立着一块木板，上书“一脚踏三省”，这地方的特殊性便一目了然。
　　
　　波光粼粼的河水缓缓流过，岸边是一排茂密的树木，雨水把树叶洗出明亮的碧绿色，几支渡船斜斜地靠在岸边，一排错落有致的灰白色砖瓦房在河对岸，与这边的建筑风格有所不同，暗示着那里被另一种地域文化包裹。那就是沈从文笔下发生凄美故事的茶峒镇。
　　
　　目光向左望去，一座桥横跨酉水河，将两边的小镇联系在一起。

　　

　　
　　到小镇上闲逛一圈，目之所及，处处都在用“边城”做文章。一边是重庆、一边是贵州的那条街叫边城路，路边的餐馆叫“三省一锅”，还有陆续修建起来的边城客栈。桥头立着一块大石碑上写着川湘黔边城，牌坊的一面是“欢迎您再来重庆”，另一面写着“渝东南第一门”，桥的另一头，湖南的仿古城门旁立着湘西公路G319线的示意图。
　　
　　“现在湖南的茶峒镇和重庆的洪安镇都在做 ‘边城 ’的文章，重庆着力打造了一个洪安古镇，现在还在扩建，以后会专门为搬迁到这里的贵州居民打造一条贵州街，凸显边城三省融合的和谐场景。”迓架镇石头村第一书记喻松林介绍。
　　
　　从洪安古镇扩大规模的角度来看，重庆市想要打造“大边城”旅游概念的意图十分明显，不过目前还在规划阶段，迓驾镇目前还处于相对自然的起步阶段，不过这种三省融合、共同发展带来的影响，已经让迓驾镇逐渐发生改变。

　
　

　　
　　在迓驾镇生活了几十年的石头村村支书田兴智见证着这些细微的变化。
　　
　　中国鸡鸣三省标志地之一的迓驾镇，石头村的人与重庆、湖南两地往来密切，过去生活物资基本靠赶“边边场”购买。地处三省交界，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319国道贯穿全镇，也是镇里唯一一条街，临靠酉水河，在水运发达的年代，这里也是繁荣的货运码头，商贸流通给当地带来大量收益。不过随着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的开发，仅有的一条国道便少有人走，往日热闹的码头也日益安静。
　　
　　过去，湖南有一座大型矿山，“近水楼台”的石头村的村民们大多前往湖南的矿场打工，收入并不算低。但随着矿产资源减少，国家也对矿产开采收紧政策，市场越来越不景气，用工量也越来越少，没了收入的石头村村民们只好选择外出务工。

　　

　　
　　收入减少，石头村的人们渐渐陷入贫困，168户的石头村，有73户是贫困户，贫困发生率高，在2014年，这里被鉴别为深度贫困村。
　　
　　虽然从定义上被列入贫困范畴，但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却回来了不少，田兴智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现在产业多了，这里发展春见柑橘的种植业，吸引了不少人回来工作。而且三省之间的协同发展越来越融洽，现在洪安古镇的开发也带动了周边发展，对面的学校就是重庆的中学，这边有不少孩子在那里读书，非常方便。”在田兴智看来，这些都对村民们产生着大大的吸引力。

　
　

　　
　　过去茶峒镇有一条街被称为“老街”，湖南省经济率先发展，也推动这条“老街”成为三省之间最大的乡场，不过这个乡场在田兴智的回忆里却显得不太安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次赶场都会有人打架，资源争夺、文化差异，甚至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互相看不顺眼都会引发争斗，三个省的人互不相让，彼此之间界线非常清晰，治安很混乱。”田兴智说起这些往事甚至感到害怕，“那时候边区这几个乡镇的人甚至公然端起火药枪，哪个村寨的人民风彪悍，其他地方的人就不敢惹。”
　　
　　在三省交界的那条河上有一座岛，新中国成立前，这座岛上混居着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人，被老人们称为“三不管岛”。那时只要不同省份之间的人发生纠纷，就会到这座岛上进行“私了”，“道理”和“法制”在这座岛上并不存在，一切问题都靠拳头解决，甚至有作奸犯科者也会躲到那座岛上去避风头。这个“法外之地”让三地百姓都活在恐慌之中。
　　
　　改革开放后，年轻气盛的人们都出去打工了，老人们只求安宁，混乱的治安终于有所缓解，三地政府深知如果不从顶层设计上开始想办法，那百姓的生活还是永无宁日。

　
　

　　
　　2008年开始，迓驾镇、茶峒镇和洪渡镇三地展开边区协作，三个镇每年轮流主持协作会议，每个镇里的村支书和干部全体参会，共同商议解决边区矛盾问题，会后又各自回村里对村民展开教育，打架斗殴的情况逐步得到遏制。
　　
　　边区协作还带来了其他成果。
　　
　　当年在矿区挣到钱的石头村村民，有30多户很早就到镇上的三地交界处买地修了房子，过去三地各自为政，许多问题权责不清，贵州的村民买了湖南省的地，但如今行政区又在重庆，便形成了湖南地块、贵州户籍、重庆管辖的复杂局面。
　　
　　洪安古镇尚未扩建时，当地倒是一片岁月静好，贵州户籍的石头村村民们接受贵州扶贫政策，同时也共享着景区发展带来的红利，在街边做点小生意，但如今古镇计划扩建，问题就来了。

　
　

　　
　　洪安古镇计划将这排老旧的房屋拆迁，地皮问题尚好解决，但拆迁补偿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当年买地时情况复杂，只有行政权的重庆无法为购买湖南地皮的贵州人办理房产证，贵州则只对户籍进行管理，地块归属和管辖都无法插手，这些村民常年处于“无证”状态，如今涉及拆迁，洪安镇政府也不知该如何赔偿。
　　
　　经边区协作的协商，这个问题最终被解决。洪安镇将这片房产视作“无证”的特殊化处理，景区扩建后将修建一条“贵州街”，以房还房，让村民们搬到新居居住，还能融入到景区旅游发展中，打造富有贵州特色的景点，“大边城”的文化氛围更浓，从而实现“三赢”。

　
　

　　
　　采访结束时，我们去洪安古镇走了一圈，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当地人恐惧源头的“三不管岛”，如今被开发成一个度假酒店，热情招待着南来北往的游客，这里没有省界之分，只有共享资源、共创财富的和谐景象。这里曾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个“边城”，却也不再是当年的那座“边城”。

    文、图、视频/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彭芳蓉